宜兴，古称阳羡，怡然自处幽幽太湖之西濒，威仪坐观群山天目之起伏，山清水秀居所，世外桃源福地，集天地灵气孕育，聚日月精华洗礼，固所产宜兴红茶既得源远流长之美名，更具弥香沁脾之美誉。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中记载的最早的贡茶便诞生在这里，史称义兴茶、阳羡紫笋、晋陵紫笋（古代时宜兴属毗陵郡、晋陵郡、常州府，都在今常州市）。卢仝有“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”夸奖，白居易有“闲吟工部新来句，渴饮毗陵远到茶”的妙语，李郢则有“十日王程路四千，到时须及清明宴”的夸张，这些千古咏茶名句，为皇皇《全唐诗》增添了不少茶的滋味。宋代阳羡茶，由于当时气候变得寒冷，宜兴茶因出产较晚而遭皇室“冷眼”，但《咸淳毗陵志》等志书记载，宜兴茶园有了较大拓展，朝廷在宜兴湖镇设立“茶务”（茶叶专业管理机构），这个“”字，在《康熙字典》里就解释为“山中大市”，而且特指在常州宜兴。当时的文人雅士则对阳羡茶喜爱有加。一代名臣王安石有“故人时记忆，阳羡致新茶”之赞。大文豪苏轼在宜兴买田种橘，留下了“雪芽我为求阳羡，乳水君应饷惠泉”，“独携天上小团月，来试人间第二泉”的千古佳句，并在宜兴品泉论茶，留下许多茶事佳话。

元代“掌供玉食”的宣徽院下辖的“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”，拥有七个提领所，其中包括湖、宜兴两处，宜兴茶园提领所则设在张渚镇，专门为皇家管理茶业事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元代宜兴贡茶中出现了“金字末茶”的新品种（万历《宜兴县志》卷九），现在茶文化界对此也莫衷一是。有一些学者指出，考虑到元代的疆域面积和当时运输条件，“金字末茶”很可能是一种自然发酵或发酵不完全的散茶，尽管不能称为红茶，也可以说是红茶的雏形。明代立国，仍将宜兴茶列为贡品。至宣德六年，宜兴贡茶由原来的100斤增至29万斤，百姓叫苦不堪（事见《万历野获篇》）。同时，官方在宜兴城里设立“茶局”，在张渚、湖父设批验茶引所，以管理日常茶叶的进贡、买卖和征税。与前朝不同，明代废团饼而改散茶，茶叶制作、饮用的方式有革命性改变。期间，宜兴洞山一带的岕茶名噪一时，深为宜兴士子及其友人的喜爱。住的邻县的周高起还专门写下了《洞山岕茶系》一卷，与《阳羡茗壶系》一起，记录着宜兴物产的传世风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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